【题解】
本条中王阳明表达了对朱熹、蔡元定的《律吕新书》中“用管以候气”之法的不同看法。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朱、蔡以外在之物的无常之“行”来定“乐之本”，在客观上是对“知”的否定；而王阳明强调先知“礼乐之本”，而后方可践之于“行”。二者在“知”与“行”的先后、轻重上各有不同，凸显了阳明心学的主“心”立场。除了心物关系的角度，本条亦可从声乐之辩的角度做适当的解读，亦可契理学与心学之辩。对于此条所论，后世学者评价不一，非朱是王者有之，如陶浔霍说：“尽守此说，或恐废学之病。然照《新书》用心，真是逐物，可以耽误一生。如天文历法皆然。”是朱非王者亦有之，如许舜屏云：“此说似乎不确，盖心中如能晓得冬至之刻，何必再用管以候气？正惟其不晓得，故须用管来实验耳。殆亦徒成为上艺成而下。不欲以术数之学误其学问耶？”然陈荣捷先生从理学与科学的关系出发，认为：“我国科学足以其他文化比美者千数百年，然明后落后，论者归咎理学。理学重格物，正合科学精神。今以《律吕新书》为逐物，则诚科学落后之一因也。”此凸显了文化反思和其时代意识，但与朱、王所论已不在一个层面上了。
问《律吕新书》1。
先生曰：“学者当务为急，算得此数熟，亦恐未有用，必须心中先具礼乐之本方可。且如其书说多用管以候气，然至冬至那一刻时，管灰之飞，或有先后2，须臾之间，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须自心中先晓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处。学者须先从礼乐本原上用功。”
【注释】
【译文】
陆澄向先生请教《律吕新书》。
先生说：“学者以确立礼乐的根本为当务之急，否则将乐律算得再熟也恐怕没有用处，心中必须首先具备礼乐的根本才可以。就像这书中说的，常用乐管来观察节气，然而到了冬至那一刻的时候，乐管中芦灰的飞散，又有先后短暂的差别，顷刻之间，怎么能知道哪个乐管正值冬至时刻呢？必须自己心中先明晓冬至的时刻才可以。这就有不通的地方。学者必须要先从礼乐根本上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