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本条从知行合一的维度讲致良知的功夫，其中关涉“必有事焉”“集义”“诚意”等功夫条目，其强调之重点在于心学功夫不可有执着。“了事”“培养”都是别有一个心而为之，是不合于知行合一要求的。
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窃意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事者，良知也。宁不了事，且加休养，致知也。如何却为两事？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可矣1。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其气已乎？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或困于精力，安能顾事势？如之何则可？”
【注释】
【译文】
来信又写道：“先生说：‘为学终身只是一件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如果说宁肯不做完事，不能不加以存养内心，却是将为学的功夫分成两件事了。’我私下里觉得，精力衰竭，不能做完事的，是良知。宁肯不处理完事情，也要认真存养本原的，是致知。这怎么变成两件事了呢？如果发生事变不能不处理，虽然精力衰微，只要稍微振作也能坚持下来，只要保持意志统率气力就可以了。但是言语行动终究缺少气力，做完事情就疲惫不堪，这不几乎是等于滥用气力吗？这其中的轻重缓急，良知原本未曾不知，但是有时迫于形势，怎么能顾及精力呢？有时精疲力竭，怎么能顾及形势呢？应该怎么做？”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亦不为无益。但作两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2。故“君子素其位而行”3，“思不出其位”4。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5，皆不得为致良知；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6，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较计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
【注释】
【译文】
“宁肯不做完事，不能不加以存养内心”的含义，对初学者姑且这样说，也不是没有好处。只是把处理事情和存养本原当成两件事看，就有弊端了。孟子说“必有事焉”，那么君子做学问就是终生“集义”这一件事。义，就是宜，心做到了它应当做的就是义。能致良知，心就做到了它应当做的事，所以“集义”也就是致良知。君子待人接物、应对种种事变，该做就做，该停就停，该生就生，该死就死，斟酌考虑无非是实现他们的良知，来求得自己心安理得罢了。所以“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是谋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勉强干自己才智不能胜任的事，都不能实现致良知；可是凡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的，都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良知。如果说“宁肯不做完事，不能不加以存养内心”，这也是先有功利心，计较其中的成败利弊后做出爱恨取舍，所以把做事看成一件事，而存养内心又看成了另外一件事，这就有了重视本原忽视做事的心态，就是为私欲用智，就是“把义看作外在的东西”，便会出现“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弊病，就不是实现良知来使自己心安理得的功夫了。
所云“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云“迫于事势，困于精力”，皆是把作两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曾有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曾有迫于事势、困于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
【译文】
你所说的“振作支持，做完后疲惫不堪”，又说“迫于形势，被精力所困”，都是把做事、存养本心看做两件事，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疑问。凡是做学问的功夫，精一就是真诚，三心二意就是虚伪，凡是这些都是致良知的心还缺乏真诚确切的缘故。《大学》说：“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哪曾见过厌恶恶臭、喜好美色需要振作支持的呢？哪曾见过这些事做完后疲惫不堪的呢？做这些事难道曾经有迫于形势、困于精力的吗？从这些就能知道病根在什么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