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本条以史言道。在王阳明的经学观中，史亦可言道，即所谓以道言之，经、史一致。正名在根本上是以道赋名，名合于道义，才能名正言顺。此条以处人伦之变言理的优先性，在根本上肯定了心的本体地位，这正是阳明心学的本意。
问：“孔子正名1，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2，此意如何？”
先生曰：“恐难如此。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3。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爱，本于天性。辄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聩岂不感动厎豫4？蒯聩既还，辄乃致国请戮。聩已见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当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辄。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辄乃自暴其罪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而必欲致国于父。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必欲得辄而为之君。于是集命于辄，使之复君卫国。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5，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备物致养，而始退复其位焉。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6，名正言顺，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注释】
【译文】
陆澄问：“孔子辨正名分，先儒认为这是‘向上告知天子，向下告知诸侯，废除公子辄而拥立公子郢’，这种看法怎么样？”
先生说：“恐怕很难这样看。怎么会有一个人在位时待我恭敬尽礼，希望我帮他治理国家，而我却要去废黜他，这哪里符合人情天理呢？孔子既然愿意辅佐卫辄治理国政，一定已是卫辄能够做到诚心诚意，将国家托付给孔子治理。圣人盛德至诚，一定已经感化了卫辄，使他知道没有父亲就不能做人。他必然痛哭奔走，前去迎接他的父亲归国。父子之爱本是出于人的天性。卫辄能够如此真切地悔悟痛哭，蒯聩怎么会不感动而得到欢乐呢？蒯聩归国之后，卫辄将国家归还给他，自己以死请罪。蒯聩已经被儿子感动，又有孔子在中间以至诚之心调解，当然也坚决不肯接受，仍旧命令卫辄为国君。群臣百姓也一定要卫辄出任国君，卫辄于是披露自己的罪过，请示天子，告知方伯诸侯，一定要将国家交给父亲治理。蒯聩与群臣百姓也都表彰卫辄悔悟仁孝的美德，请示天子，告知方伯诸侯，一定要让卫辄出任国君。于是大家要求卫辄重新出任卫国的国君。卫辄不得已，于是就效仿后世尊立上皇的例子那样，率领群臣百姓推尊蒯聩为太公，使他资物齐备，得到供养，这才恢复自己的君位。于是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各得其位，名正言顺，这一举动就可以使天下归正了。孔子辨正名分，也许就是如此。”
Foot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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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正名：《论语·子路》云：“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正名，意指辨正名分，使名实相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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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zhé）立郢（yǐng）”：先儒，指胡瑗和朱熹。朱熹在《论语章句集注·子路》中注引胡瑗云：“卫世子蒯聩耻其母南子之淫乱，欲杀之不果而出奔。灵公欲立公子郢，郢辞。公卒，夫人立之，又辞。乃立蒯聩之子辄以拒蒯聩。夫蒯聩欲杀母，得罪于父，而辄据国以拒父，皆无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国也明矣。夫子为政，而以正名为先，必将具其事之本末，告诸天王，请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则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详如此，而子路终不喻也。故事辄不去，卒死其难。徒知食焉不避其难之为义，而不知食辄之食为非义也。”方伯，古时在天子千里之外，设方伯，为一方之主，掌征伐大权。如周文王称西伯。辄，指卫出公蒯辄，卫灵公的孙子，太子蒯聩的儿子。蒯聩因得罪灵公的夫人南子逃往晋国。灵公死后，立蒯辄为君，晋国把蒯聩送回卫国，想借此侵略卫国，因而卫国拒绝蒯聩回国。后蒯聩在孔悝等支持下立为君，是为卫武公。卫辄出奔鲁。郢，公子郢，卫灵公庶子。有贤名。蒯聩逃亡，灵公欲立他为嗣，他没有接受。灵公死后，南子欲立他为君，他以太子辄尚在位为由，坚决拒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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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治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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厎（zhǐ）豫：语自《孟子·离娄上》：“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意即得到欢乐。厎，致也。豫，悦乐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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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皇故事：语自《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六年（前201年）“尊太公为太上皇”。故事，旧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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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语自《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