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书浩如烟海，如果说让我们从这浩茫的书海中评选出一部字数最少、内容最浅，而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著作的话，那毫无疑问要数《孝经》了。
《孝经》总字数不过一千八百余言，可是，两千年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广为传习，备加尊崇，影响所及，远至异族异国。《孝经》文义浅白，基本上没有诘屈聱牙的字句，可是围绕着它的作者、成书时代、文字异同、传注源流等一系列问题，千余年来论战不休。爰及近代，更将邻邦日本的学者也牵扯进这场笔墨官司中。我们认为，《孝经》确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典籍之一，要了解古代的中国社会，要了解源远流长的封建宗法制度，要了解根深蒂固的以“忠孝”为核心的封建思想，就必须对《孝经》作一番透彻的研究。有人说，“孝道是中国固有文化的精华，而《孝经》是阐发此种精华的典籍”。但此说未必允当。《孝经》一书，虽也谈孝，但核心却并不在阐发孝道，而在以“孝”劝“忠”。今天读《孝经》必须用新的观点和材料，对其作全面的考察，给予正确的、公允的评价。
一、《孝经》的作者、成书及书名
《孝经》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概括起来大约有八种说法。
- 孔子说。见班固《汉书·艺文志》。
- 曾子说。见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 曾子门人说。宋人胡寅说，见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二二。
- 子思说。宋人冯椅说，见王应麟《困学纪闻》。
- 孔子门人说。见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序》。
- 齐鲁间儒者说。朱熹说，见《经义考》卷二二二。
- 孟子门人说。近人王正己说，见《古史辨》第四册《孝经今考》。
- 汉儒说。姚际恒说，见《古今伪书考》。
这八种说法，反映了《孝经》真伪之争中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前五说，还把《孝经》看作上古之书。后三说，都把《孝经》看成是后人编撰之书，即是伪书。还有一种折衷意见说，先秦虽然确实有《孝经》，但因文简义浅，传诵者甚少，经秦始皇焚书坑儒，遂告绝亡。到汉初，有些儒生利用《吕氏春秋》引用过的《孝经》文字，杂糅先秦各书，伪纂成今本《孝经》。指斥《孝经》是伪书的人，都是使用传统的辨伪方法得出这一结论的。特别是近代“疑古派”的先生们，“辨伪”大帚几乎要把早期的古籍都扫进伪书的行列中。然而，自七十年代以来，地下出土的大量的战国、秦、汉简帛文书的整理成果，却从根本上动摇了这旧有的方法和旧日的结论。近来，已有学者利用丰富的地下发现对古书的年代进行了“再认识”。他们指出，古书往往不题撰人，并没有概念明确的作者；许多古籍非成于一时，又非出于一手；有些古籍又经过后人整理，甚至也有附益和增饰，尽管如此，也不能把这些古籍斥为伪作。我们是赞同这种看法的。
《孝经》记载了孔子向曾参讲述孝道的言论，上古时没有后代那样的著作意识，讲述就是一种创作。孔子当然是《孝经》作者。但是，孔子最初的讲述可能是零散的，不系统的，比较口语化的，他的学生把这些言论记录下来，归纳整理，甚至还进行过文字上的润饰、加工。最初做这项工作的可能是曾参，后来是曾参的学生，因此，文中曾参也被称为“曾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曾子和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都是《孝经》的作者。
《孝经》的成书，至迟不晚于公元前241年，这一年《吕氏春秋》修成，其中《察微篇》和《孝行览》都引用了《孝经》文字。所以，汪中《经义知新记》说：“《孝行》、《察微》二篇并引《孝经》，则《孝经》为先秦古籍明。”
有人指出，《孝经》与《荀子》、《左传》、《孟子》等书文字内容有雷同之处，乃是《孝经》抄袭了这几种书。这个问题需要分析。如其所引《左传》有关文字，全是当时的名臣名言，这些言论也会通过一定的渠道在社会上传播，也可能载入官方的“史记”，其他人就有可能借用或发挥。这里并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而是《左传》与《孝经》有着共同的史实为依据。有人认为《孝经》与《孟子》也有些联系。清人陈澧《东塾读书记》说：“《孟子》七篇中，多与《孝经》相发明。”清人任大椿《孝经本义·序》说：“《孝经》一书，孔子为曾氏而作，而曾氏门人次而成之者也。……再传至孟子，复推明是书以昭后世。”（《有竹居集》卷八）他注意到孟子与《孝经》的关系是对的，但说孟子“推明是书”却缺乏根据。实际上，《孟子》思想与《孝经》的一些观点并不一致。那么，在《孟子》成书前后，对《孝经》进行过整理工作的人是谁呢？我们推测，可能是乐正子春和他的学生，或者是他的学生的学生。
乐正子春似乎与“孝道”、《孝经》有些特殊的关系。文献中关于他的孝行故事很多，而且往往与《孝经》的内容有联系。《礼记·祭义》里也记了他的论孝言论，说是“吾曾闻诸曾子，曾子闻诸夫子”。《礼记》及《公羊传》都有他孝亲的故事。从师承关系上说，乐正子春是曾子的学生，曾子临终，他与曾子的两个儿子曾元、曾申守在病榻边。他与孟子时代较近，而孟子约生于公元前385年，卒于公元前304年。认定《孝经》在战国晚期曾由乐正子春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加以整理，就能够解释许多现象。
关于《孝经》的名称，也是一个长期纷争不已的问题。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
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
后人对此大有怀疑。我们认为，《孝经》称之为“经”，与《易》、《诗》、《书》称“经”意思并不完全相同。《易经》、《诗经》、《书经》是汉人把儒家著作奉为经典后加上去的，《孝经》的“经”是道理、原则、方法的意思。事实上，书名、篇名中的“经”字并不都是“后代俗人”所加，先秦诸子书中其例甚多，出土材料中也有例证。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中有《经法》、《十六经》等，皆为战国晚期的著作。邢昺《孝经注疏》说“经”是“常行之典”，突出了“典”的意思是不对的。皇侃在《孝经义疏》中说：“经者，常也，法也。……言孝之为教，使可常而法之，……故名曰《孝经》。”这样诠释就比较妥当。用今天的话说，《孝经》就是“关于孝的道理”、“行孝的方法”的意思。《吕氏春秋》已引用了《孝经》这一名称，可见它在战国时甚至在最早成书时固已有之，并不是后代将它奉为经典后才加上去的。
二、《孝经》的今文和古文、郑注和孔传
战国时期，秦国用“籀文”（大篆），而东方六国各有自己的文字，汉代人称之为“古文”。先秦典籍多用“古文”书写流传，在秦代被禁绝，至汉代复出，一些学者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转录或抄写这些典籍，于是便有了“今文”本。学习研究与传布不同的文本，便成为不同的学派。《孝经》也有今文和古文之别，今文有郑注，古文有孔传，历史上斗争十分激烈。
今文《孝经》，据《隋书·经籍志》说：“遭秦焚书，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子贞出之，凡十八章，而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议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皆名其学。”又说：“至刘向典校经籍，以颜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为定。郑众、马融并为之注。又有郑氏注，相传或云郑玄，其立义与玄所注余书不同，故疑之。”
而古文《孝经》，据《汉书·艺文志》和《说文解字·叙》说，武帝时，鲁恭王得之于孔子故居的墙壁之中，同时发现的还有《尚书》、《论语》、《礼记》等数十篇古文典籍。许慎之子许冲在《上许慎〈说文解字〉表》里却说：
慎又学《孝经》孔氏古文说。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建武时，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皆口传，官无其说，谨撰具一篇并上。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解释说，这是因为汉武帝时发现的壁中书，孔安国只献出了古文《尚书》一种，所以才有昭帝时鲁国三老献古文《孝经》之事。
《汉志》又收录有“《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颜师古注曰：“刘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最早提到孔安国为古文《孝经》作传的是王肃的《孔子家语后序》。而后，《隋志》也记载了孔传流传的情况，说古文《孝经》与古文《尚书》同出，“孔安国为之传。……梁代，安国及郑氏二家，并立国学，而安国之本，亡于梁乱。陈及周、齐，唯传郑氏。至隋，秘书监王劭于京师访得孔传，送至河间刘炫”。刘炫为此作了《议疏》，但一些儒者怀疑这是刘炫伪造之作，非孔安国旧本。
关于《孝经》今文与古文，郑注与孔传的一次大论争发生在唐开元七年（719）。当时，唐玄宗诏令群儒质定《孝经》。左庶子刘知几主张行用古文，国子祭酒司马贞则指斥孔传“文句凡鄙，不合经典”。结果，玄宗最后裁定：“郑仍旧行用，孔注传习者稀，亦存继绝之典。”开元十年（712），唐玄宗参用孔传、郑注以及韦昭、王肃、虞翻、刘劭、刘炫、陆澄等人的注解，以今文《孝经》为底本，作了“御注”。天宝二年（743），玄宗又作了增补修订，重注《孝经》，并刻石颁行天下。
五代之乱，郑注与孔传都亡佚了。北宋时，日本奈良东大寺高僧奝（diāo）然出使中国，所献古书有《孝经》郑注，其事约在太宗雍熙元年（984）。大概到北宋末年，《孝经》郑注又在战火中佚失。
唐以后，《孝经》今、古文之争仍在延续。北宋王安石用今文作《孝经解》，司马光则从国家书库里找到一个古文本，作了《古文孝经指解》。后来，朱熹以古文本为依据，把《孝经》分割为经、传两个部分。元代吴澄则用类似的方法，以今文本为依据，分《孝经》为经、传。清代，顺治帝《御注孝经》、雍正帝《御纂孝经集注》及康熙时颁行的“满汉合璧本”《孝经》都用今文。总的说来，唐以后《孝经》传播的大势是今文占主导地位，而古文也代有传人。
《孝经》郑玄注和孔安国传，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并不真的出自郑玄和孔安国本人之手。所谓郑玄注，最初只题“郑氏注”。根据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宋时的《孝经》郑氏注残卷，结合古文献中所引郑注资料，现在已经能够基本上恢复郑氏注的旧貌。对照郑玄所注其他经籍，《孝经》郑注体例、文气的确与之不同。王应麟《困学纪闻》等都说“郑氏”是郑玄的孙子郑小同。他是郑玄独子益恩的遗腹子，因他的手掌纹理与郑玄相似，郑玄便为他起名叫“小同”。
孔传，隋代人怀疑是刘炫伪作，千余年来几成定谳，但此案并不能成立。1942年，日本发现了刘炫《孝经述议》古抄本。后来，林秀一利用日本各种古抄本撰成《关于〈孝经述议〉复原的研究》，补足了《孝经述议》残本所缺的二、三、五卷。我们仔细研究了《孝经述议》，完全不相信刘炫伪造孔传的说法。
清人丁晏曾怀疑古文《孝经》孔传的作伪者是王肃。现在地下出土的材料业已证明此说不可靠。这起冤案应当平反，由此而推导出的王肃伪造古文《孝经》孔传的疑案也应推翻。
三、《孝经》在历史上的影响
《孝经》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尊崇。西汉时，自文帝开始置《孝经》博士。昭帝始元五年（前82），诏令举贤良文学，治《孝经》。宣帝地节三年（前67），诏令郡县乡学皆置《孝经》师一人。由于《孝经》成为小学课本，它便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普及。为了表示对孝道的重现，汉代从惠帝以后，皇帝的谥号中都加了一个“孝”字。后来各封建王朝效法者甚多。
东汉时，光武帝下令不仅儒生要读《孝经》，虎贲士（宫廷卫兵）也必须学习《孝经》。六朝时，《孝经》的注解、讲授，最为热闹。皇帝、皇太子听经、讲经、注经，成了宫廷的重要活动。东晋元帝作《孝经传》，吹捧《孝经》是：“天经地义，圣人不加；原始要终，莫逾孝道。能使甘泉自涌，邻火不焚；地出黄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称。”穆帝、孝武帝都多次亲讲《孝经》，还召集群臣讨论《孝经》经义。北魏时，孝文帝令侯伏侯可悉陵把《孝经》翻译成本民族的语言，“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隋书·经籍志》）。
隋唐皆以《孝经》颁行天下。唐太宗对皇太子读《孝经》大加称赞，说“行此足以事父兄，为臣子”（《旧唐书·高宗纪》）。高宗仪凤三年（678），诏令以《道德经》和《孝经》为上经，“贡举皆须兼通”（《唐会要》卷七五）。玄宗二度亲注《孝经》，诏令“天下家藏《孝经》，精勤教习”（《唐会要》卷七五）。天宝四年（745），玄宗又亲以八分书写《孝经》，刻石立于太学。这一形似经幢的巨大石刻，至今仍屹立在西安碑林。
宋代时，宋太宗御书《孝经》赐给李至，说：“千文无足取，若有资于教化，莫《孝经》若也。”（《宋史·李至传》）真宗咸平二年（999），诏令邢昺撰《孝经义疏》。大中祥符八年（1015），真宗又亲撰《孝经》诗，命群臣赋和。金、元两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拜倒”在《孝经》之下。金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诏令用唐玄宗御注《孝经》，授于各级学校。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仿效汉代羽林军通《孝经》故事，以女真文《孝经》千部交检点司，分赐给护卫亲军。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定国子学制，凡读书必先读《孝经》。元武宗时，命中书右丞孛罗帖木儿以蒙古文翻译《孝经》。武宗下诏云：“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达于庶民，皆当由是而行。其命中书省刻板模印，诸王而下皆赐之。”（《元史·武宗纪》）
明代，《孝经》仍是必读必尊的经典。明太祖说，《孝经》是“孔子明帝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以垂万世”（《明会要》卷二六）。清代，顺治皇帝曾亲注《孝经》；康熙四十六年（1707），翻书处刊刻“满汉合璧”《孝经》。雍正五年（1727），又刊行了《钦定翻译孝经》。雍正帝将历代有关《孝经》的重要注解汇集成《孝经集注》行世。乾隆时，宫廷画家金廷标绘《孝经图》，乾隆帝亲自作题记，御书《孝经》全文与图相配；咸丰时，诏令各省学校，科举考试都要加试《孝经》。
由于封建帝王的尊崇和提倡，《孝经》在历史上具有其他典籍无可比拟的特殊地位。它既是最重要的经典文献，又是最普及的通俗读物；既被看作人伦百行的纲纪，又被当作科举仕宦的阶梯，影响之深远，其他书不可同日而语。
从传播的范围来看，敦煌出土的“和平二年十一月六日康丰国写”《孝经》残卷，据考是北魏遗物，时为公元461年。这是在西北地区发现的时间最早的《孝经》资料。《周书》说，高昌“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高昌传》）。现在，在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墓中也发现了《孝经》和《孝经解》的残卷，实物印证了《孝经》在高昌传布的情形。其中“张孝章墓”出土《孝经》，同墓有“高昌建昌四年（558）张孝章随葬衣物疏”。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孝经》写本，有的也有明确的时间。如伯3369，《孝经》文后有两条题记，一条是“咸通十五年八月五日沙州学生索什德”，一条是“乾符三年十月二十一年学生索什德书券”。这些材料告诉我们，《孝经》在当时中国的土地上已是无远弗届的了。
两千年来，《孝经》对于中国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 《孝经》被视为思想权威，在著述与论辩中被广泛地征引。汉代迄于清季，私家著述、官方文告引《孝经》作为指导思想或理论依据者不胜枚举。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即径用《孝经》之语。在各种论辩中，《孝经》常被双方作为理论“武器”。
- 《孝经》被当作伦理道德的规范，用以扬恶劝善。甚至把《孝经》当做万应的灵药，无所不能的法宝。如《后汉书·独行列传》记向栩，黄巾起义爆发后，他主张“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
- 推衍、发明《孝经》的旨意，借用《孝经》制定不同的社会身份和职业的人的道德规范，如有《演孝经》、《广孝经》、《临戎孝经》、《武孝经》、《大农孝经》、《道孝经》、《佛孝经》、《女孝经》等。
- 依据《孝经》议定礼仪制度与律令。
《孝经》在海外，特别是东亚日本、朝鲜等国，也有巨大的影响。《孝经》传入朝鲜，至迟在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3）朝鲜王归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前后。周世宗六年（959），高丽国王遣使进《别叙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八卷、《皇灵孝经》一卷、《孝经雌图》一卷。《孝经》传入日本，可能在梁武帝时，《日本书纪》卷十记载，继体天皇七年（513），百济五经渡日，《孝经》应当也在此时随之传入。推古天皇十二年（603，隋文帝仁寿三年），圣德太子制定宪法，其中已有“上下和睦”之语，即出自《孝经》。文武天皇大宝二年（702），以《大宝律令》颁行天下。其《学令》规定：“凡学生治一经或二经，必兼通《孝经》、《论语》。”孝谦天皇天平宝字元年（757）下诏，“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仁明天皇天长十年（833），皇太子“御读书始”，即讲习《孝经》。历代成为定制。至镰仓时代（1192—1333），幕府将军的“读书始”也讲习《孝经》。到德川时代（1604—1867），日本的汉学空前兴盛，各藩学校普遍采用《孝经》为教科书，学校的开学典礼即焚香俯伏再拜，齐声诵读《孝经》。
《孝经》传至欧洲可能在十八世纪初。德国人雷赫定（A. Reichwein）所著《中国欧洲文化交通史略》（吴宓摘译）中说：“1711年，耶苏会士、比利时人卫方济（Frangois Noёl）刊行《中国六经》之拉丁文译本（6 Libri classici Sinenses），于Pague地方。《六经》者，《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与《三字经》也。”十九世纪前后，《孝经》亦陆续被译为其他几种欧洲文字。
本书为《孝经》全文译注，每章前作了简要的题解，注释主要依据唐玄宗“御注”及邢昺“正义”，兼采“孔安国传”、“郑玄注”及历代注经家的意见，择善而从，尽量简明扼要，总的原则是让读者了解古人是怎样理解《孝经》的。我们希望这本小书能帮助大家读懂《孝经》，为研究伦理学问题的读者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
胡平生 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