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为禅宗的宗经宝典，《六祖坛经》（亦称《坛经》）在中国佛教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是绝无仅有的一本被称作是“经”的由中国僧人撰述的佛典。因为根据佛教的传统，只有记叙佛祖释迦牟尼言教的著作才能被称为“经”，佛的弟子及后代佛徒的著作只能被称为“论”。以《坛经》冠名惠能（也作慧能）的言教，足见“六祖革命”后，中国佛教的变革风习，也足见《坛经》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之高，惠能禅宗影响之大。
一 《坛经》书名 关于《坛经》一名的缘由，“坛”原是指《坛经》的作者——禅宗六祖惠能于唐仪凤元年（676）出家受戒的戒坛，此戒坛原为南北朝刘宋时印度僧人求那跋陀罗三藏创建，并立碑预言：“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至梁天监元年（502），又有智药三藏从西竺国航海归来，带回菩提树一株种植于戒坛之畔，预言：“后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演上乘，度无量众，真传佛心印法主也。”其后一如谶语所言，作为禅宗创始人的惠能于此阐扬佛法，将此“戒坛”更赋予了“法坛”的意义。惠能对当时的传统禅学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革，其影响之深、变化之巨，致使佛教史上誉称之为“六祖革命”。由此我们可知《坛经》之名中的“坛”乃取“法坛”之意；而“经”意是由于惠能门徒“视能如佛”；惠能之法语，如同佛经，因此名为《坛经》。
二 《坛经》作者 惠能（636—713），唐代人，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关于“惠能”一名的由来，据载：惠能刚出生时，曾有二异僧造谒，专为之安名，上惠下能：“惠者，以法惠施众生；能者，能作佛事。”这预示着惠能是因弘法而来，今后必将大兴佛法、惠施众生。“惠能”亦作“慧能”，二者通用。佛教在使用上，“惠”是“施”义，“慧”则是“智”义，以“法”“惠济众生”，属“六度”中的布施，以“法”“慧施众生”，则是“六度”中的般若。
惠能俗姓卢，据大多数《坛经》本子中“本贯范阳”及《神会语录》载惠能“先祖范阳人也”可知，惠能祖籍范阳，即今河北、北京一带。父亲卢行瑫，母亲李氏。父亲原本为官，唐武德三年（620）被“左降迁流岭南”而贬为新州（今广东新兴）百姓。惠能三岁时遭父丧之劫难，从此家境“艰苦贫辛”，稍长，不得不“于市卖柴”，靠每日砍柴鬻柴维持生计。虽则身处贫贱，却早早地显示出卓尔不群、异于常人的风范。《曹溪大师别传》中说他“虽处群辈之中，介然有方外之志”，显示了一代弘法大师的高远超迈的宏阔气象。
关于惠能出家的典故，历来有“闻经悟道”的记载：一日，惠能市集卖柴，偶听一客诵读《金刚经》，一闻便悟，经人指点后前往蕲州黄梅县（今湖北黄梅西北）东山寺参拜五祖弘忍大师，并开宗明义声称自己远来，“惟求作佛，不求余物”，显示出不凡的根器和超越常人的智慧。受到五祖明为叱责，实为考炼的问难：“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惠能以“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慨然作答，深契五祖弘忍之心，认定惠能根性大利，定下传授衣钵之心念。
“得传法衣”是惠能一生重要的事件，这缘于惠能所作的偈颂：“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相比较于弘忍的上首弟子，当时已是教授师的上座神秀所作“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的“未见本性”的偈颂而言，前者深契心性常清净的旨趣，明了“一切万法，不离自性”的道理，令弘忍大为赞赏，是夜三更，五祖弘忍密召惠能，为其演说《金刚经》并密授衣法。由于六祖惠能的根器非凡，五祖弘忍的慧眼独具，导致了惠能成为禅宗六祖、行化曹溪、大开“东山法门”，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禅宗“南宗”，并对中国传统思想、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等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法衣的付予标志着尚未出家的惠能已经承继了禅宗传法衣钵，得到了禅宗宗主的地位，从而成为了第六代祖师。在广州法性寺，惠能以“风幡之议”为契机，在公众面前亮相，从此一鸣惊人，一举奠定其作为一代宗师的地位。
唐高宗仪凤元年（676）正月十五日，惠能在法性寺正式出家受戒，时年三十九岁。印宗法师为之剃发并请律师授戒。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八月，惠能示寂于新州国恩寺，春秋七十有六。是年十一月，六祖惠能大师的遗体被弟子迎回曹溪宝林禅寺，即今天的南华禅寺，寺内六祖殿现供奉有六祖惠能肉身像。
唐宪宗于元和十一年（816）下诏追谥惠能为“大鉴禅师”；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宋太宗加谥惠能为“大鉴真空禅师”；宋仁宗时，惠能又被追谥为“大鉴真空普觉禅师”。后来，宋神宗又追谥惠能为“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
惠能在中国禅宗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起到里程碑的作用，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
三 《坛经》的内容与结构 《坛经》一书是六祖惠能在黄梅得法之后回到南方，于曹溪宝林寺住持期间，应韶州韦刺史的邀请，在韶州大梵寺讲堂为僧俗一千余人说法，门人对其说法内容进行的记录和整理。全书叙述了惠能学佛的缘由和行历，概括了惠能的主要思想，记载了其圆寂前对禅宗宗旨的总结，主要描述了惠能如何由一个不识文字的砍柴少年最终成为一代禅宗宗师的过程，通过这一脉络，阐明了禅宗的具体传承、南宗的禅法，以及南宗对般若、定慧、坐禅、顿渐、一行三昧、无相、无住、无念等问题的解释。
全书内容分为三部分：首先是惠能自述生平，基本反映惠能出身贫苦、黄梅得法、南归传禅的主要事迹；其次是惠能弘法所说内容，即其如何以空融有、直了心性、顿悟成佛的禅学思想和禅法特色；最后是惠能弟子对大师的请益以及他与弟子的问答。印顺法师在《中国禅宗史》中总结道：“惠能在大梵寺，‘说摩诃般若波罗密法，授无相戒’。传说由弟子法海记录，为《坛经》主体部分。这在惠能生前，应该已经成立了。等到惠能入灭，于是惠能平时所接引弟子的机缘，临终前后的情形，有弟子集录出来，附编于被称为《坛经》的大梵寺说法部分之后，也就泛称为《坛经》。这完成了《坛经》的原型，可称为‘曹溪原本’。《坛经》的内容历代有所增删，尤其是最后部分多为在后来流传过程中所添加的内容，多是惠能弟子和以后的禅宗门人所作，但我们认为这些是对于惠能在大梵寺所说禅法的补充、延伸和发展，是为了迎合禅宗后来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是惠能后学在丰富和发展南宗禅法过程中集体智慧的积淀，也是符合禅宗基本思想内容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所称的惠能的《坛经》更适于称之为禅宗的《坛经》。”
《坛经》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即心即佛”的佛性论，“顿悟见性”的修行观，“自性自度”的解脱观。
四 《坛经》的版本与注疏 《坛经》自问世以来，由于其通俗易懂而得以风行天下，在广为流传的过程中经常有传抄讹误的现象发生，加之惠能门人和后学基于各种意图不断地进行修订和补充，导致《坛经》在其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
日本学者石井修道曾总结了十四种《坛经》版本；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归纳了二十种《坛经》版本；杨曾文表列了近三十种《坛经》版本。柳田圣山所编的《六祖坛经诸本集成》收集中日两国十一个不同的版本等等。但是在众多的版本中，经过专家学者的梳理，有了大致相同的看法。
郭朋认为“真正独立的《坛经》本子仍不外乎敦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这四个本子，其余，都不过是这四种本子中的一些不同翻刻本或传抄本而已”。
日本学者田中良昭在《坛经典籍研究概史》一文中认为：目前，《坛经》的版本系统，依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所刊行之《惠能研究》，约可以分为五种：一、敦煌本；二、惠昕本；三、契嵩本；四、承继敦煌本系古本与契嵩本而再编的德异本；五、主要承接契嵩本而再编的宗宝本。
洪修平认为“根据我们的研究，现有《坛经》真正有代表性的其实只有敦煌本、惠昕本和契嵩本三种，因为德异本和宗宝本实际上都是属于契嵩本系统的。但由于宗宝本是明代以来的通行本，所以……仍然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本子”。
王月清在其注评的《六祖坛经》一书中认为《坛经》在流传过程中，内容不断变化，迄今异本不下十几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1.敦煌本，2.惠昕本，3.契嵩本，4.德异本和曹溪原本，5.宗宝本。本文从此说，分别介绍这五个版本的概况：
1.敦煌本。
敦煌本是现存最早的《坛经》版本，由于下署“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故而又称“法海本”。郭朋认为：比较起来，法海本《坛经》，基本上确可以说是惠能语录。敦煌写本是《坛经》版本中的主要系统之一，存世的敦煌写本共有六种：旅顺博物馆藏敦煌写经本残片（旅本）；敦煌斯坦因本（斯本）；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写本（北本）；敦煌县博物馆本（敦博本）；方广锠发现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写本残片（方本）；西夏文写本残片（西夏本）。
2.惠昕本。
惠昕本分上下两卷共十一门，约一万四千余字。该本大约改编于晚唐或宋初，胡适称之为“人间第二最古的《坛经》”，由于它最早发现于日本京都兴圣寺，又称“兴圣寺本”。兴圣寺的惠昕本题为《六祖坛经》，从前面的“依真小师邑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昕述”的署名可知此本的编者为晚唐（或说宋初）的惠昕和尚，并且他说明了在编纂时对《坛经》有所削删。
3.契嵩本。
全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约成书于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一卷计十品，约两万余字，由宋代高僧契嵩改编。现存的是明代的本子，故也称“明藏本”或“曹溪原本”，从宋代工部侍郎郎简所作的《六祖坛经序》中的记载，我们知道这已经不是契嵩改编的那个本子了，为了指称明确，与其他的明藏本区别开来，我们仍约定俗成地称之为契嵩本。序中也介绍了这个本子是契嵩辛辛苦苦觅来的如实记载六祖大师言论的古本，后由工部侍郎郎简出资模印。
4.德异本和曹溪原本。
这两个本子基本上是源出于契嵩本，德异本题名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也是一卷十品，从序言中推断刊行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其编撰缘起为：在元代末年，僧人德异声称自己发现了《坛经》古本并着手刊印。杨曾文说：“从明代开始，被称为‘曹溪古本’的，也就是德异本。而德异本，很可能就是契嵩本。”即德异从通上人处得到的“古本”，很有可能是真正的契嵩改编本，假如德异在改编时没再增删，那么这个德异本可能就是契嵩本。
5.宗宝本。
宗宝本几乎是明代以后唯一的流行本，从内容上看，也是属于契嵩改编本这个系统，全本一卷十品，共计约两万多字。约成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为元代光孝寺僧人宗宝改编。宗宝将三种《坛经》版本合校，编订了一个新的版本，题名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编撰者宗宝在跋文中声明他对《坛经》错讹之处进行了改正，简略之处进行了增补，还明确提到附加了惠能与弟子的问答。根据校对可以看出，宗宝对《坛经》的改动主要在：首先，将古本中四个字的章节名称改为两个字；其次，将古本第一章分为两章，将第九章、第十章合并为一章，在有些章节内，也有部分移动、分割的现象。还有就是对正文有所增加和删减。这些改动当然引起了一些反对和批评，更由于它是明以后最流行的版本，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故而引来的抨击更加强烈。但是我们认为由于宗宝所改编的本子具有品目齐整、语言流畅、通俗易懂、文学色彩浓、可读性强等优点而导致后来流行天下，这对《坛经》深入人心和社会推广都起到了莫大的功效，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普遍认可的《坛经》版本了，本着尊重历史发展的态度，我们认为宗宝本的学术价值是巨大的。
比较这几个不同的《坛经》版本，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间顺序的推近，《坛经》的字数不断在增加，从唐代的法海本有一万二千字左右到北宋的契嵩本和元代的宗宝本的二万以上的字数，时间越晚，字数越多，这说明了《坛经》在其发展流布中，被惠能门人和惠能后学不断添加增改，最终得以形成现在的面貌。这一点在惠昕和宗宝的序言中都有所交待，其实早在惠能去世后不久，就有修改或篡改《坛经》的现象出现。我们认为历代的篡改这一史实是确凿无疑的，但是，惠能门人及惠能后学出于对禅宗发展的推动、对禅宗南宗地位提升的需要，对《坛经》进行的增改，在今天看来都是合乎情理的，是历史的必然。它们已经成为禅宗禅学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我们今天去学习和研究。
另外，关于《坛经》的注疏，历来很多。比较重要的有契嵩的《法宝坛经赞》、天柱的《注法宝坛经海水一滴》五卷、袁宏道的《法宝坛经节录》、李贽的《六祖法宝坛经解》、亘璇的《法宝坛经要解》、益淳的《法宝坛经肯窾》五卷、青峦的《法宝坛经讲义》一卷、丁福保的《六祖法宝坛经笺注》一册等。近年来流行的是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的郭朋的《坛经校释》。
五 《坛经》与中国文化 “《坛经》不仅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换期，同时也是佛教对现代思想界一个最具有影响力的活水源头，它代表了中国佛教一种特殊的本质所在，也表现了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民族性中一份奇特的生命智慧”。确实，作为禅宗的宗经宝典的《坛经》对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变化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从佛教发展内部而言，首先惠能在中国佛教史上引发了“六祖革命”，而产生的禅宗经过发展和壮大，最终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其次，《坛经》的思想对中国佛教思想的内在理路和架构也影响重大，包括了把传统佛教的真如佛变为心性佛、把传统佛教的佛度师度变为注重自性自度、把传统佛教强调修禅静坐变为注重道由心悟、把传统佛教强调经教变为注重不立文字、把传统佛教强调出世间求解脱变为注重即世间求解脱。
《坛经》中强调在世间求解脱的主张引发了传统佛教的人间化、生活化，并将世间法和佛法相结合、相统一。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正是遥接了这一主导思想顺势而起的。“人间佛教”即主张做人即是作佛，世间法皆是佛法，这正是与《坛经》思想相契合的，也正是《坛经》思想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在近代的表现。
除此之外，《坛经》也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着一定的影响。《坛经》是中国佛学儒学化的代表作，它的最大特点是把佛性心性化、人性化。将印度佛教的真如、佛性、法性、如来等原本具有抽象本体性质的真心转变为众生当下鲜活的现实人心，建立了一个以当前现实人心为基础的心性本体论体系。《坛经》的心性论思想表明了惠能禅宗强调本自清净的自心圆满具足，其最终落实点是在自我的心性上，《坛经》中的心性问题直接导引了宋明理学的开端，启发了宋明儒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促使儒家学说在宋明时期的自我转化和自我突破，使得中国传统哲学出现一次重大转折。
在中国文化艺术方面，《坛经》的影响作用亦不可忽视。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之冠冕的诗、书、画所以特别注重“意境”、“气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深受佛教注重“顿悟”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诗与禅都重视内心体验，重视启示与象征，都追求言外之旨、象外之意。另外，从历史来看，自唐代禅宗确立之后，禅就在诗歌创作中，在士人的心灵生活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书法可以说是中国人从最高境界落实到人伦日用、从抽象思维回归到形象世界的最直接途径和第一手段。禅与书法的关系，有学者认为是一种体用关系：禅为书之体，是书法的创作源泉；书为禅之用，是禅的最恰当的表现方式之一，二者的关系非常紧密。其实禅对书法艺术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向度的，有禅僧写书者，有书家习禅者；有艺术流派对禅宗形式上的借用和模仿，也有在书法创作品评上，与禅的审美意境和审美追求内在同构和互通，更有将禅定之意作为书家确立的书法创作心态和创作要旨。
禅宗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也对中国绘画的创作和审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的画家常运用这样禅意的思维方式于绘画创作。另外，就绘画史而言，自唐代始，即有王维开创的文人画，王维本人潜心向佛并进一步以佛理禅趣入画，开创了中国禅意画之先河。到了明代，禅对中国绘画史产生了形式上最直接的影响，其结果就是董其昌南北宗论的提出，他倡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绘画流派说。这一明显受禅宗南北宗之划分的影响而产生的理论，为中国书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在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是一个注重形象宣传和教化功能的宗教，自汉代传入中土以来，为了进一步弘扬佛法，传播教义，与中国的文化艺术相结合，共同创生了宏大绚烂的佛教艺术文化。这一创造过程同时也是对中国文化艺术进行渗透、影响和改变的过程。
尚荣
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