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本条可见王阳明经学观之一面，即修经以明道。经之价值意义在于指向道，存天理。故孙奇逢说：“‘六经’总要正人心，正人心只是存天理。”施邦曜评曰：“得是旨而存之，即‘六经’亦糟粕矣。”在“经”与“理（心）”之间，“经”的地位是低于“理（心）”的。圣人能由经见道，而常人则只见到事，所以为了不让常人迷惑于其中，圣人删去经中不见道者，亦不主张添加不含道者。同时，王阳明以“道”为标准，就弥合了“经”与“史”的区别。王阳明的经学观凸显了“心”的本体性和以“心”解经的方法。
爱问文中子、韩退之1。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注释】
【译文】
徐爱向先生请教王通、韩愈两人的言行。
先生说：“韩愈是文人中的英雄，王通是大贤的儒者。后人只是因为文词的原因，推崇尊敬韩愈，实际上韩愈比王通要差得远了。”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2？”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于世也3？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4。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5，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6，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7，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8，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以后9，《诗》自《二南》以降10，如《九丘》《八索》11，一切淫哇逸荡之词12，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13，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14，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15，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16，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17，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窃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注释】
【译文】
徐爱又向先生请教：“王通为什么会有仿作经书的过失？”
先生说：“仿作经书恐怕也不能说都不对。你先说说后世儒者编著经书的用意，跟仿作经书相比怎么样呢？”
徐爱说：“现在儒者的著述，不是没有追求名誉的想法，然而也期望能明道。仿作经书就似乎纯粹是为了名利了。”
先生说：“著述经书进而明道，又是效法的谁呢？”
徐爱说：“孔子删述‘六经’，是为了明道。”
先生说：“既然如此，那么仿作经书难道不是效法孔子吗？”
徐爱说：“著述经书是对其中的经道有所阐释，仿作经书似乎只是仿照经书的形式，恐怕对于经道没什么补益。”
先生说：“你认为明道是让道返璞归真，在实际做事当中表现呢？还是讲求美润辞藻只是借此哗众取宠于世呢？天下大乱，是因为重视空虚的文论而轻视实际。倘若天下道明，那么也就不必解释‘六经’了。删述‘六经’，孔子是不得已而为之。从伏羲画卦，到文王、周公，这期间有论述《易经》的著述，像《连山》《归藏》这些，纷纭众多，不知有多少，使得《易经》的经道乱作一团。孔子因为天下爱好虚文的风气一天天盛行，知道这种言论将会发展得没有限度，所以借助推崇文王、周公的论述加以阐明，认为只有这样才阐发出了《易经》的宗旨。于是纷纭众多的学说都被废弃，天下论述《易经》的言论这才统一了。《尚书》《诗经》《仪礼》《乐经》《春秋》都是这样。《尚书》自从《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之后，《诗经》自从《周南》《召南》之后，像《九丘》《八索》，大量淫逸邪荡的诗词，大体有成百上千篇；《仪礼》《乐经》的名称、实物、仪则、数目多到也是无法数清。孔子对它们都做出了删削述正，然后这些说法才被终止。至于《尚书》《诗经》《仪礼》《乐经》本文中，孔子何曾增添过一句话？现在《礼记》的解说，都是后世的儒者附会而成，已经不是孔子的旧作了。至于《春秋》，虽然号称是孔子之作，其实都是鲁国史书中的旧文笔削而成。所谓‘笔’，就是照抄旧文；所谓‘削’，就是删减繁复，是有减无增的。孔子传述‘六经’，是担忧繁文扰乱天下，想要精简到不能再精简，他要让人们务必忽略‘六经’的表面文句，而应当追求其中的实际意义，而不是要用文句辞藻来教化天下。《春秋》之后，繁文越来越盛行，天下越来越混乱。秦始皇焚书而开罪天下，是出于他的私心，更不应该焚毁‘六经’。如果当时他志在明道，把所有那些反经叛理的学说，全部拿来烧掉，也正暗与孔子删述的本意相合。自秦汉以后，繁文又越来越盛行，若要想彻底废止，完全不可能了。只适宜效仿孔子的做法，收录那些与经道最接近的并加以表彰，其他各种荒诞悖论的学说，也应当渐渐自行消失。虽然不知道王通当时仿作经书的本意是什么，但我私下里对这件事深切赞同，认为圣人即便重生，也无法改变这种看法。天下之所以混乱不治，就是因为繁文盛行，而践行实事衰落。人们各抒己见，以新奇观点相互竞争，以花哨俗丽博取虚誉，这样只会混乱天下人的聪智，蒙蔽天下人的耳目，使得天下人颓靡地争相修饰表面文辞，借以闻名于世，而不再知道还有敦于本分、崇尚实践、返璞归真的行为：这些都是著述经书的人所导致的吧。”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18，是歇后谜语矣19。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20: ：‘传是案，经是断21。’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22，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23。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24。’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25，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26: ！”
【注释】
【译文】
徐爱说：“著述经书也是不可或缺的，比如《春秋》这部经书，如果没有《左传》，恐怕也难看懂。”
先生说：“《春秋》必须等到《左传》出现才能看懂，那就是歇后谜语了。圣人何苦写这些艰深隐晦的词章呢？《左传》大多是鲁国史书的旧文，如果《春秋》需要《左传》才能看懂，那孔子何必要删削它呢？”
徐爱说：“伊川先生也说过：‘《左传》是案件，《春秋经》是判断。’比如，《春秋》记载杀死了某位君王，征伐了某个国家，如果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恐怕也难以做出确切的判断。”
先生说：“伊川先生这话，恐怕也是沿袭往世儒者的说法，而没能理解圣人作经的本意。比如记载了杀死君王的事，那么杀死君王就是罪过，何必要去追究杀死君王的详细过程呢？征伐的命令应当由天子下达，记载讨伐别国的事，那么讨伐别国就是罪过，何必再去追究讨伐别国的详细过程呢？圣人著述‘六经’，只是要端正人心，只是要留存天理、除去私欲。孔子对于留存天理、除去私欲的事，曾经说过；有时根据人们的问题，依各自的程度作答，也不肯多说，唯恐人一心在言语上钻牛角，所以说‘我不想多谈’。如果是一切纵容私欲、吞灭天理的事，又怎肯详细给人解说呢？这就成了长乱导奸了。因此孟子说：‘孔子的弟子们没有记载齐桓公、晋文公的事的，因此后世也就没有流传。’这就是孔门的家法。当世儒者只讲求称霸者的学问，所以要知道许多阴谋诡计，这纯粹是一片功利的私心，与圣人著经的本意正相反，怎么能思量明白呢？”
因此先生感叹地说：“如果不是通达天德的人，与他讨论这个很难啊！”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27，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28。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注释】
【译文】
先生又说：“孔子说‘我还见过史书存疑疏漏的地方’，孟子说‘完全相信书，就不如无书。我认为《武成》这一篇就只有两三页可取罢了’。孔子删述《尚书》，即便是在唐、虞、夏的四五百年间，也不过只留下几篇。删述到这个地步，难道就再没有值得称道的事吗？叙述到这里，圣人的本意可以了解了。圣人只是要删去繁复的文饰，后世儒者却还要添上。”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29，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30，其事阔疏31，传之者鲜矣32，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注释】
【译文】
徐爱问：“圣人著述经书，只是要去除私欲，留存天理。至如春秋五霸以下的事，圣人不打算详细地告知世人，确实如此。但至于尧、舜之前的事，为什么被省略，无法得见呢？”
先生说：“伏羲、黄帝的时代，事迹已经遥远，流传下来的很少，这也能想象得到的。当时都是淳朴素淡，重视辞藻的气象一毫也没有。这就是太古的治世，不是后世能比得上的。”
爱曰：“如‘三坟’之类33，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34。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35。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注释】
【译文】
徐爱问：“像‘三坟’这类的书，也有流传下来的，为什么孔子要删除它？”
先生说：“纵使有流传下来的，也于现在世道的变化渐渐不相适宜了。风气日渐开放，雕饰日渐流行，到了周朝末期，即使想要以夏、商时的风俗改革风气，也已经无可挽回，何况唐尧、虞舜时，又何况伏羲、黄帝的时代呢？然而各代虽治世不同，遵循的道却是相同的。孔子遵循尧帝、舜帝，效法文王、武王。文王、武王的治世之法，就是尧帝、舜帝的治世之道。只是他们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治世，那些推行的政令制度，已经各自不同。即使是夏、商的政策在周代推行，已经并不合适了。因此周公思考三王的治策，兼收并蓄，发现不合时宜的地方，就反复思考，夜以继日。更何况远古的治世方法，怎么能再次施行呢？这正是圣人删略前事的原因。”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译文】
先生又说：“专心施行无为而治，不能像三王那样根据时代的实情来治世，而一定要推行上古的政治，这是佛教、老子的学问。根据时代的实情治世，不能像三王那样都以道为根本，而是根据功利之心来推行，这是春秋五霸以后的治世。后世的很多儒者讲来讲去，都只讲得一个霸术而已。”
Foot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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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子：即隋代王通（584—617），字仲淹，降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仿孔子删述“六经”作“王氏六经”。韩退之：韩愈（768—824），字退之，昌黎（今河北三河）人。唐代著名文人。反对佛、道，为宋明理学的先驱。朱熹于《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云：“孟子后，荀（子）扬（雄）浅，不济得事，只有个王通、韩愈好，又不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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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经：指王通“王氏六经”。王通据《春秋》而成《元经》，据《尚书》而成《续书》，据《诗经》而成《续诗》，据《礼》而成《礼论》，据《易》而成《赞易》，据《乐》而成《乐论》。又仿孔子《论语》而作《中说》。朱彝尊《经义考》引司马光《补传》曰：“《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百有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赞易》七十篇，谓之‘王氏六经’。”今皆佚。《中说》尚存，可略见其规模。论者多讥其好名自大。《朱子文集》卷六十七《王氏续经说》云：“不胜其好名欲速之心，……依仿六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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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áo）：喧闹嘈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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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述”二句：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返回鲁国后，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书》、传《礼》、删《诗》、正《乐》、序《易》（《象》《系辞》《说卦》《文言》）。又“鲁西狩获麟，孔子作《春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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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伏羲”二句：传说伏羲画八卦。文王叠八卦而成六十四卦，又系象辞，周公系系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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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山》《归藏》：《周礼·春官·宗伯》第三云：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郑玄注云：《连山》，夏《易》。“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于山，故名《易》为《连山》”；《归藏》，殷《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故名为《归藏》”；《周易》始乾。文王衍《易》于羑里。题周以别商。而《连山》《归藏》，即有其书，亦已佚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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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极：限度，止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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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明。孔子赞《易》，作《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称“十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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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谟》：《尚书》之《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或加《益稷》，作“二典三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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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指《诗经》的《周南》《召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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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丘》《八索》：传说的古书名。《左传·昭公十二年》云：“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国《古文尚书序》云：“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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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哇：淫邪。逸荡：放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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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古文尚书序》云：“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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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称孔子作之：《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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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削：《史记·孔子世家》云：“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助）一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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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焚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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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经：违背常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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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必待《传》而后明：《传》，此指《春秋左氏传》。《春秋》有《公羊传》《穀梁传》《左传》三传，所传事实有所不同。《左传》相传为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述事甚详，故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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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后谜语：即指叙述中删去整句话的最末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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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指程颐。因为伊川（今河南栾川、嵩县、伊川）一带人，世称“伊川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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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是案，经是断：语自《二程集·遗书》卷十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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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伐当自天子出：语自《论语·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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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欲无言：语自《论语·阳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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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尼”二句：语自《孟子·梁惠王上》。桓、文，指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前643）、晋文公（前697—前6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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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通“霸”。下文“五伯”“伯术”，义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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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非达”二句：语自《中庸》第三十二章：“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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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犹及史之阙（quē）文也：语自《论语·卫灵公》。意即我还见过史书存疑疏漏的地方。阙，缺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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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云”及以下四句：语自《孟子·尽心下》。《武成》，为《尚书·周书》篇名，记武王伐纣凯旋而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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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伯：春秋五霸，即齐桓公（？—前643）、晋文公（前697—前628）、秦穆公（？—前621）、楚庄王（？—前591）、宋襄公（前650—前6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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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黄：伏羲与黄帝。伏羲，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之一。风姓。相传其始画八卦，又教民渔猎，取牺牲以供庖厨，因称“庖牺”，亦作“伏戏”“伏牺”“宓羲”等。黄帝，黄帝为少典之子，姓公孙，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又居姬水，因改姓姬。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以土德王，土色黄，故曰黄帝。相传曾战胜炎帝于阪泉，战胜蚩尤于涿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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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疏：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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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xiǎn）：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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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坟：传说中记录古史的书。《古文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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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武则宪章之：语自《中庸》第三十章：“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熹注云：“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祖述，效法、遵循前人的行为或学说。宪章，效法，遵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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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周公”四句：语自《孟子·离娄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 ↩